济南长清灵岩寺御书阁门洞下，四块斑驳的条石默然矗立。当游人目光掠过这组《楞严经》石刻时，鲜少有人知晓，这竟是北宋最被低估的书法大师蔡卞的绝世之作。书坛巨擘米芾曾傲视群伦，却对蔡卞不吝盛赞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而乏逸韵”——在米芾眼中，满朝书家唯蔡卞深得千年笔法真髓。
↑蔡卞书《楞严经》刻石(四分之一)，位于长清灵岩寺御书阁下门洞外石壁上，刊石时间为北宋崇宁元年(1102年)，《灵岩志》称此石刻为“圆通经”，由四石组成，高皆39厘米。
↑清道光年，长清县志误认为书者为蔡卞之兄蔡京
毁誉参半：权争漩涡中的墨韵人生
蔡卞的生命轨迹交织着光耀与阴影。他与兄长蔡京同登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榜，更成为王安石之婿，这一身份奠定了他作为新党核心的政治底色。在变法浪潮中，他锐意进取，任江阴主簿时，他敢开仓济民，压制豪强盘剥，展现出不畏权势的担当。
然而历史的褒贬如刀锋相向，旧党称其为“笑面夜叉”，《宋史》将他钉在奸臣之列，指其“上欺天子，下胁同列”，并给他列出了六大罪状。当哲宗重启新政，蔡卞主导重修《神宗实录》，清洗旧党记载。御史陈次升痛斥：“卞以阴险谋之，惇以凶悍行之，二人同恶相济。”根据后人的研究，《宋史·奸臣传》共收录了319年间的22位被官方定性为“奸臣”的历史人物，按照史书中的先后顺序，分别是蔡确、吴处厚、邢恕、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安惇、蔡京、蔡卞、蔡攸、蔡翛、蔡崈、赵良嗣、张觉、郭药师、黄潜善、汪伯彦、秦桧、万俟卨、韩侂胄、丁大全和贾似道，蔡卞排在第9位。他们主要集中于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末年，这一名单的编纂受南宋程朱理学影响，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，尤其对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存在系统性贬抑(8 人属新党阵营)，南宋为推卸北宋亡国责任，将王安石变法支持者集体污名化。如章惇反对立徽宗、蔡确推行新法等本属政见分歧，却被归为“祸国”罪状。而蔡卞作为变法派的骨干，又作为王安石的女婿，位列其中亦是必然。
而极具反讽的是，蔡卞死后竟获宋代文臣最高荣衔——“文正”谥号。其贬官越州时，“夷人清其去，以蔷薇洒衣送之”的记载，又暗示其治理或有惠政。这种矛盾成就了启功的慨叹：“一念云泥判德艺，遂教坡谷以人传”——艺术本不该因政治污名而湮灭。
↑《宋史》所载22名奸臣中，近半数为北宋变法派，多源于南宋政治的需要，这既反映了宋代党争的残酷性，也揭示了官方修史对“忠奸”评判的复杂立场，政见异同可能比实际作为更易招致污名。
笔扫乾坤：米芾折腰的“得笔”圣手
北宋书坛群星璀璨，蔡卞何以令狂傲的米芾心服?米芾在《海岳名言》中直言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襄勒字，沈辽排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苏轼画字，臣刷字，唯认蔡卞“得笔”。这一概念直指书法核心：线条的立体性与生命力。在米芾看来，“得笔则细如髭发亦圆，不得笔虽粗如椽亦扁”，而蔡卞之笔正是“圆劲如铁”的典范。
明人安世凤在《墨林快事》中发出惊世之论：“卞胜于京，京又胜于襄，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，名之有幸不幸若此。”他将蔡卞置于“宋四家”之一的蔡襄之上。蔡卞书法初学颜真卿，后溯二王，兼融徐浩、杨凝式精髓。其代表作《致四兄相公尺牍》笔势洒落，点画呼应间尽显文人士大夫的清雅气韵。字形或宽博如颜体，或纵逸似晋风，墨色浓淡相宜，章法疏密有致，将北宋“尚意”书风推向高峰。
↑历代书法名家对蔡卞书法的品评
石壁春秋：灵岩寺碑刻的永恒密码
灵岩寺的《楞严经》石刻，是破译蔡卞书法的稀世密码。四块石碑高皆39厘米，第一石宽163厘米，刻偈词41行，满行10字;第二石宽147厘米，刻偈语39行，满行10字;第三石宽158厘米，刻偈语42行，满行10字;第四石宽149厘米，刻偈语、题跋、题款36行，满行10字，凡刻文158行，字径皆3厘米，均为行书。其中最末4行题款为正书，字径约1.5厘米。石刻的内容实为《首楞严经》中的部分偈语，是佛经中的颂词，以三言至七言以至多言为句。《楞严经》石刻，首段偈语从“觉海性澄圆”始，至“真实心如是”止，书于北宋元符二年(1099年)，录自《首楞严经义海》第十八卷。第二段偈语自“妙湛总持不动尊”始，至“烁伽罗心不动转”止，书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，录自《首楞严经义海》第十卷。这158行行书如星河倾泻，字径三厘米的气魄在宋代碑刻中罕有其匹。
↑拓片(局部)
细观石刻，笔锋中侧并用，起笔露锋如利刃出鞘，转折处方圆兼备，提按顿挫力透纸背捺画作长点如坠石，结字因势生形，通篇“浏漓顿挫”，行气连绵不绝。难怪清王昶在《金石萃编》中叹其“行法不减元章(米芾)，临池家可以模仿也”。此刻石更见证一段悬案：崇宁元年(1102年)刻经时，蔡卞已贵为知枢密院，却未见其亲临灵岩的记载。碑文如何跨越千里镌于灵岩?与住持仁钦法师有何因缘?至今仍是未解之谜。（本文转载自“游历济南”公众号，文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您告知）